劉勝湘

[提    要]中國與東盟經濟貿易關係與相互信任關係是相輔相成和相互建構的。中國的東盟外交方針是“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實行“睦鄰、安鄰、富鄰”的政策，目標是維護和平與穩定，加強交流與合作和增進彼此間的信任關係，這有助於中國—東盟實現繁榮、互利與共贏。從中國成為東盟的磋商夥伴國發展到全面對話夥伴國，從建立睦鄰互信夥伴關係發展到面向和平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中國與東盟貿易額年均遞增速度超過20%。同樣，中國與東盟經濟貿易依存關係的加深也有助於彼此信任關係的不斷深入，有助於形成新的地區認同感。中國與東盟關係已逐漸形成安全互信與經貿發展良性互動的積極態勢，這種相互良性關係也逐漸通過不同的機制固定下來。中國與東盟有望走出傳統的安全困境，雙方經貿關係也將穩定和持續發展。

[關 鍵 詞] 互信建構   中國   東盟    經濟貿易關係

[作者簡介] 劉勝湘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政治學系（南湖校區）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  博士  教授

　　進入新世紀，中國—東盟經濟貿易關係出現了一個全新的局面，這緣于彼此對威脅的重新認知，與雙方互信的建構有密切關係。中國和東盟彼此不再把對方的發展和強大當作威脅，而是看作機遇。彼此認為，對方發展對自己有利，自己發展也要有利於對方。正是這一認知的改變，中國—東盟互信關係和經貿關係才得以穩定發展。本文擬從認知的視角對中國—東盟互信關係和經貿關係的發展及互信關係與經貿關係之間的相互聯繫進行初步的分析和探索。

　　一、互信的深入與中國—東盟經貿關係啟動與發展

　　（一）相互猜疑與中國—東盟經貿關係的中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經歷了曲折的道路，彼此的貿易關係也不正常。中國與印度尼西亞的關係最為典型。由於當時印尼政府還受荷蘭等國家的控制，兩國關係極不穩定。1950年10月，印尼在兩國建交半年後對華實行友好政策，很快印尼政府又宣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貿易禁運。隨後兩國關係又所緩和，1953年11月，中國、印尼又簽訂了貿易協定。 1955年，中國、印尼兩國政治關係經過亞非會議後又有所增進，雙方也就貿易問題舉行了會談，1956年10月又簽訂了第二個貿易協定，雙方貿易各方1200萬英鎊。而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彼此貿易發展極度緩慢，他們一直追隨美國對中國實行貿易禁運。直到1955年，中菲民間貿易關係才逐漸展開，中馬民間貿易發展推遲到1956年，新加坡也在這一年宣佈解除對華貿易禁運。而中泰兩國在1955年12月雖然簽訂了《中泰貿易會談紀要》，但實際上並未執行，已商定的中國商品博覽會也未能舉行。 隨後中國—東盟政治關係又很快進入僵局，雙方貿易關係也隨之中斷。1967年8月，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組建東盟時，中國大陸正發生文化大革命，美、蘇在東南亞爭奪霸權。此時的東盟視中國為共產主義威脅，實行反華政策，而中國則視東盟為反共集團。東盟成立後不久，東盟中最大並起核心作用的成員國—印度尼西亞便宣佈與中國斷交，印尼是當時東盟中唯一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此後東盟各國紛紛實施對華貿易禁令，中國與東盟成員不但沒有外交關係，也中斷了經濟貿易關係。

　　（二）重拾互信與中國—東盟經貿關係的初步發展。20世紀70年代初，中美關係改善，蘇聯成為當時威脅國際安全的主要力量。共同的安全利益使東盟與中國謀求改善彼此關係。1974年和1975年，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先後與中國建交，並解除對華貿易禁令，中國與東盟的經濟貿易關係也得以恢復。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對中國與東盟都造成了威脅，共同的安全威脅使中國—東盟圍繞著柬埔寨問題進行了政治合作。1979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調整對外政策，之後逐步割斷了與東南亞地區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反政府遊擊隊的關係，中國與東盟關係進一步接近，彼此貿易也得以較快發展。菲律賓是東盟中第二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建交後，馬科斯總統還對中國進行了訪問。從1972年開始，雙方簽訂了數項合同，簽署政府間貿易協定，成立了貿易聯合會。中菲每年在北京或馬尼拉商討一次年度貿易安排。中馬貿易發展迅速。建交後兩國貿易超過1億美元，70年代末達到4億美元。而此時的印度尼西亞與中國政治關係仍處低潮，兩國貿易關係繼續處於中斷狀態。

　　（三）睦鄰互信與中國—東盟經貿關係的逐步深入。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戰結束，東亞地區迎來了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新時期。中國與東盟政治關係進一步發展。1990年東盟最大的國家—印尼與中國復交，這為中國與東盟發展友好關係奠定了基礎。同年，東盟國家中經濟最發達的新加坡與中國正式建交。1991年，汶萊與中國建交，越南與中國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中國與東盟的全部成員均建立或恢復了外交關係。1991年7月，東盟首次邀請中國外長出席其外長會議。1992年7月，中國成為東盟的磋商夥伴。在中國—東盟政治關係不斷發展的基礎上，1993年，雙方同意建立經貿和科技兩個聯合合作委員會，並於1994年7月通過換文正式建立。1994年7月，中國作為東盟磋商夥伴參加了在曼谷舉行的首屆“東盟地區論壇會議”，中國成為由東盟發起成立的地區安全機制“東盟地區論壇”的創始成員。中國外長錢其琛在會上闡述了中國對亞太地區安全問題的觀點和立場，提出中國對亞太安全合作問題的五項原則。在1995年東盟地區論壇部長級會議上，中國宣佈願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所確立的基本原則、法律制度，通過和平談判解決爭議。 1996年，中國又成為東盟全面對話夥伴國。這一年，中國政府首次在國際公開場合倡導“新安全觀”主張，這為中國—東盟建構互信起了重要作用。1997年2月，雙方確定對話機制框架：中國—東盟高官磋商、中國—東盟經貿聯委會、中國—東盟科技聯委會、中國—東盟聯委會以及東盟北京委員會。1997年12月，在東盟成立30週年舉行的東盟首腦非正式會議上，東盟首次邀請中國、日本和南韓領導人出席。在會議（現在的“10+１會議”）上，江澤民主席發表題為《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1997年12月，中國與東盟領導人首次非正式會議在吉隆坡舉行，雙方發表《聯合聲明》，宣佈建立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 從此，中國與東盟雙方領導人在每年“10+3會議”期間定期以“10+1機制”舉行會議。這些機制有利於東亞地區政治關係的改善，增加合作 ，也有利於政治互信不斷加深。從此東盟國家對中國的認知有了明顯轉化，普遍認為中國的發展壯大對東南亞是發展機遇。在1998年的東盟地區論壇會議上，中國還著重提出了相互安全，強調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經濟領域，都應保護相互間的安全，不能為尋求自己的利益，損害他國的利益。 中國與東盟政治關係的良好勢頭為雙方發展更深層次的經濟合作提供了必要條件。正是在這一背景下，2000年底，在朱鎔基總理提議雙方探討如何加強經濟聯繫、提供貿易投資便利後，2001年11月6日，在第五次東盟和中國領導人會議上，朱鎔基總理正式提出了組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設想，推動10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加強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和支援。 這一設想就是將雙方的經貿發展和互信關係聯繫了起來，彼此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二、戰略互信與中國—東盟經貿關係發展的加速

　　（一）中國—東盟建立戰略互信的機遇。進入新世紀，中國與東盟關係已形成政治互信與經貿發展良性互動的積極態勢。亞洲金融危機為中國—東盟建立戰略互信提供了歷史性機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這次危機是考驗東盟與其他國家相互關係的重要轉折。美日在危機開始時的旁觀和危機後期的干涉使得東盟對兩國深感失望，而中國在自己極其艱難的情況下仍保持人民幣不貶值，並盡可能提供了經濟幫助。中國對危機的政策以及中國經濟的日益強盛勢頭促使東盟謀求加深與中國關係的願望，這次危機使東盟改變了對中國的安全認知。在危機逐漸消除後，中國—東盟關係獲得了快速發展。2002年9月，首屆中國與東盟媒體合作高層研討會舉行。由於媒體的介入，中國與東盟之間的互信關係得以更快發展。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雙方安全互信邁出了關鍵一步。在這一年的“東盟地區論壇會議”上，中國提交了《中國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強調以互利合作尋求共同安全，併為新安全觀注入了新的含義：“互信、互利、平等、協作”。2003年10月，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盟國家領導人聯合宣言》，中國—東盟重新定位為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表明中國與東盟的政治關係大幅度提升，互信進一步增強。2004年11月，“10+ 3會議”宣佈將於2005年在馬來西亞舉行東亞首腦會議，中國—東盟安全關係會有新的變化。安全互信和彼此戰略關係的深入使中國與東盟的經貿關係的發展有了更加有力的政治基礎和戰略基礎。

　　（二）中國與東盟經貿關係的加速發展。正是在雙方不再將對方當作威脅、戰略互信逐漸深入的背景下，中國與東盟經貿關係取得了全方位的發展。2001年11月，在汶萊舉行的第五次“10+1會議”上，雙方就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達成共識。2002年5月，雙方決定成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委員會”，研究具體事項，起草框架協議。2002年11月，在柬埔寨舉行的第6次“10+1會議”上，中國與東盟10國領導人共同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其主要內容是在2010年（東盟新成員為2015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這標誌著中國—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進程正式啟動。1990年以來，中國同東盟的貿易額以年均遞增速度超過20％。儘管2001年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及“9·11事件”的影響，中國與東盟的貿易仍呈增長勢頭。2001年雙方貿易額達到416億美元，比2000年增長5.3%。2003年，中國東盟貿易達782.6億美元，增速42.9％，2004年，1059億美元增長了35％。2005年，中國、東盟首次成為對方的第四大貿易夥伴。貿易發展和相互信任之間的密切關係可見一斑。2010年，中國與東盟地區將有成為繼北美、歐盟自由貿易區之後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貿易區，並將會成為世界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

　　（三）經貿關係與政治關係示意圖

 

年份　　　雙邊關係	經貿關係			政治關係
	貿易額（美元）	增長率	其他
2001年	416．15億	5.3%		博鰲亞洲論壇成立
2002年	548億	31．8％	《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
2003年	782.6億	42．9％		“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
2004年	1059億	35％	早期收穫計劃實施、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	中國—東盟防治禽流感特別會議
2005年	彼此成為第四大貿易夥伴			首屆東亞首腦會議
1990—2004年		年均增長20%		從磋商夥伴到對話夥伴，再到戰略夥伴
2002—2004年		年均增長38.9％		從安全互信到戰略互信
2010年	自貿區內零關稅（係成員國2015年）			討論建立東亞共同體設想

　　三、互信的建構與中國—東盟經貿發展

　　影響中國—東盟經貿關係的主要因素在於雙方是否擁有互信。雙方是否處於互信狀態表現在彼此的安全關係、政治關係及戰略關係等各個方面。

　　（一）安全互信的建構與經貿關係。安全互信是國家間互信的前提和基礎。安全互信的關鍵在於彼此是否視對方為威脅。從安全上來看，海域爭端是引起國家間不信任的重要因素,中國與東盟的海域爭端由來已久。東亞地區購買武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猜疑和相互競爭的結果。 中國與東盟已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爭端各方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爭端，這表明中國—東盟已初步建構起安全互信狀態，而以反恐合作為主要內容的《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加深了中國與東盟的安全關係。《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是東南亞地區各國維持和平與穩定法律基礎，中國的加入對建構中國—東盟安全互信意義重大。從此，東盟國家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轉折性變化，對中國的疑慮和擔心基本消除，代之以欽敬和信賴。 在海域爭端問題上，中國從大局出發，一直堅持“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設想，這對於中國—東盟建構安全互信起了關鍵作用。從經濟上看，東盟害怕中國搶走東盟國家的出口市場份額，害怕中國會從東盟國家手中奪走國際上的直接投資，害怕中國的崛起。 實際上，東盟沒有必要擔心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崛起。中國的發展和崛起將促使東盟和中國之間更加互相依賴，可使本地區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發揮各自優勢，提高本地區的競爭力。中國和東盟建設自由貿易區就是在中國逐漸崛起的背景下開始的。從冷戰結束至今，東盟對中國的依存程度正日益加深。東盟與中國在經濟上的接觸能將中國編進相互依存的網路，這樣使中國在未來與東盟成員的衝突中增加代價。 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說：中國的崛起不應被看作是對亞洲的威脅，而是給亞洲發展帶來了機遇。 可見，東盟對中國的安全認知正在不斷發生變化，中國與東盟經濟依存關係的深入和發展依賴於雙方安全互信的建構。

　　（二）政治互信的建構與經貿關係的暢通。政治互信是國家間互信的主要表現形式。政治互信的關鍵主要在於是否存在主導權之爭。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一直有誰是“主導國家”之爭。有人認為，自由貿易區一定要有主導國家。北美自由貿易區有美國為主導，歐盟有“法德軸心”，而東亞區域化則缺乏領導者，既缺乏合作主導，也缺乏有實力的國家主導。東盟、日本、南韓和中國是有可能主導東亞的主要角色。目前還沒有一個國傢具有單獨領導的實力和意願，也沒有出現合作主導的跡象。美國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也會反對其他任何一個角色主導東亞。馬哈蒂爾曾提出的“東亞經濟核心論壇”以及日本曾提出的“亞洲貨幣基金”倡議就是因為美國反對而“胎死腹中”。美國既不會支援中國，也不會支援東盟或日本去主導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東亞區域化進程出現了群龍無首的局面。政治互信的另一方面是雙發領導人的互訪。如果國家間互訪領導人級別低，互訪頻率不高， 甚至沒有互訪，說明彼此之間處在相互猜疑或相互敵對狀態，貿易關係也不會暢通。近年來，中國與東盟領導人互訪頻繁。東盟國家是中國領導人出訪最多的地方，而東盟各國領導人也頻繁訪問中國。在每年“10+3首腦會晤”之後，隨即舉行“10+1對話”。中國和東盟經貿關係正是在彼此政治關係的不斷深入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

　　（三）戰略互信的建構與經貿合作。隨著中國與東盟安全關係的改善和政治關係的深入，彼此戰略關係也逐漸建立起來。戰略互信的關鍵在於彼此在國際舞臺上相互協調和合作。冷戰結束後，東盟萌生了與中國結成戰略關係的設想。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表明中國與東盟的戰略關係發展到一個新臺階。在國際舞臺上，中國與東盟國家協調立場，互相支援。東盟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中國支援它們在維護國家主權、反對大國霸權主義鬥爭中的正義行動。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中國和東盟就進行了密切的協調與合作。最近幾年來，中國受到來自美日兩國關於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而東盟各國的代表紛紛表示，人民幣升值對整個亞太經濟將產生不利的影響。

　　戰略互信的建立使彼此經貿關係發展迅速。2003年10月，在第七次中國和東盟領導人會議上，中國總理溫家寶提出了舉辦“中國－東盟博覽會”的倡議。2004年啟動的中國－東盟博覽會是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全面深化雙方戰略夥伴關係的一項實際行動，為中國和東盟各國構建戰略互信和進行經貿合作提供了重要舞臺。中國—東盟外長在2004年6月召開的非正式會議上一致同意制訂《推進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係行動計劃》，以進一步加強雙方合作，落實領導人達成的共識。各國還確定了中國—東盟五大重點合作領域，即農業、資訊通信技術、人力資源開發、湄公河開發和相互投資等。

　　（四）互信機制的建立與經貿關係的可持續發展。經貿關係可持續發展在與互信機制的建立，而互信機制的建立主要在於國際關係制度化、規範化。制度能夠使國家的承諾更具有可信度，在整體上增加國家間相互禮讓的行為。 冷戰結束以後，中國—東盟經貿關係的發展逐漸走上制度化軌道，中國和東盟的互信就是在各種機制種慢慢建構起來並加深的。部長級會議、首腦會議及各類民間合作機制等，為雙方建構互信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10+3機制”、“10+1機制”已成為中國—東盟關係穩定發展的對話和協調機制。中國和東盟的合作就是通過10+1機制進行的。 隨著一體化的深入，東亞地區主義的制度化色彩越來越濃。 2005年12月即將舉行的東亞峰會（ESA）將進一步增強中國—東盟關係的機制性色彩，東亞整合將由市場主導型向制度主導型過渡。 中國—東盟部長會議是促進彼此政治合作與經貿合作的重要機制。中國—東盟每年召開一次部長級會議，商討促進建立信任機制，發展預防性外交機制和解決衝突的途徑，這些為增進信任和經濟貿易關係的持續發展發揮積極作用。還有1997年2月成立的經濟協調機構——中國—東盟聯合合作委員會（ACJCC），1994年成立的主管雙方的經貿合作的中國—東盟經濟和貿易合作聯合委員會和中國—東盟科學技術聯合委員會，由東盟十國大使組成的、協調東盟與中國的合作東盟北京委員會以及中國—東盟合作基金委員會。還有一些半官方的或民間的合作機構，如2004年8月剛成立的“中國—東盟協會”及“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等民間機構。中國加入WTO以後，《關於內地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CEPA)簽署、CAFTA實質性啟動及泛珠江區域經濟合作組織（PECO）的出籠，把中國和東盟緊緊地拴在一起。正是有了這些機制，中國與東盟互信的建構才有了更加穩定的依託，彼此貿易發展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四、互信關係和經貿關係相輔相成、相互建構。

　　互信關係和經濟貿易發展存在必然的相互依存聯繫。中國與東盟經貿關係與彼此的相互信任關係是相輔相成的。中國—東盟在深化經濟合作的基礎上，進一步確立了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這些努力將進一步推動東亞地區建立更加穩定、更加緊密的政治合作關係框架。 中國與東盟之間互信關係的建立是以彼此得安全認知為前提。反映在外交上就是雙方強調“共贏”、“夥伴”。中國的東盟外交方針是“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實行“睦鄰、安鄰、富鄰”的政策，目標是維護和平與穩定，加強交流與合作和增進安全上的信任關係，這有助於彼此實現繁榮、互利與共贏。東盟各國也十分重視維護和發展睦鄰互信夥伴關係，堅信這種關係的發展對雙方以及本地區的安全、穩定與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雙方信任關係的加深也有助於彼此經貿關係的不斷發展。從中國成為東盟的磋商夥伴國發展到全面對話夥伴國，從建立睦鄰互信夥伴關係發展到面向和平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中國與東盟經濟貿易額以每年超過20%速度遞增。同樣，中國與東盟經濟貿易依存關係的加深也有助於彼此加強安全信任關係，有助於形成新的地區認同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不僅會加深雙方的經濟貿易關係，而且會促進雙方在政治、安全方面的合作，雙方的睦鄰友好關係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從而有利於東亞地區的穩定和繁榮，各國的地區認同感正在逐步形成。因為亞洲地區主義與其他地區主義一樣，是一種建構，地區和地區主義的界定是由地區內的國家建構的。 儘管目前中國與東盟關係已逐漸形成安全互信與經貿發展良性互動的積極態勢，而且這種相互良性關係也逐漸通過不同的機制固定下來，中國與東盟有望走出傳統的安全困境，雙方經貿關係也將穩定和持續發展。隨著中國與東盟經貿關係的持續發展，雙方相互依存程度不斷加深，雙方安全關係、政治關係和戰略關係也會逐漸相互信賴。中國與東盟並沒有完全走出安全困境，東盟一些國家加強與美國軍事合作實際上就有針對中國之意，東盟提出建立共同體有防範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國干涉之意。 中國與東盟安全合作的長遠目標還不夠明確，東亞共同體還只停留在設想階段上。不過，中國與東盟的對彼此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認知會進一步加強雙方的互信關係。像金融危機、恐怖主義威脅、海上通道安全、以及“非碘”、禽流感在東亞氾濫成災，尤其是東亞各國經濟、貿易、投資等方面相互依賴加深，使東亞國家有了“命運共同體”的感覺，東亞意識大大增強。 東亞已不再是一個地區概念。 中國與東盟互信關係的加深又會進一步促進彼此經貿關係的發展。

　　中國—東盟雙方互信關係是逐漸建構起來的，中國—東盟經貿關係也是逐漸建構起來的。中國—東盟信任關係進一步推動了雙方經貿關係的發展，雙方經貿關係的發展也有助於彼此互信關係的深入。互信關係和經貿關係既各自獨立建構，他們也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促進和相互建構。中國—東盟今後經貿關係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彼此友善的安全關係、政治關係和戰略關係的建構和維持。 同樣，雙方信任關係的持續也將有賴於彼此經貿關係的穩定發展。

　　2005年10月底，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越南。與會雙方一致認為，要遵循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的十六字指導方針，彼此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援、相互信任、相互合作。這不僅有利於中國與越南關係的發展，也會有利於中國—東盟互信機制的進一步深入，有利於中國—東盟經貿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責編：黎黎